中央第四巡视组巡视审计署党组工作动员会召开

传统文化学者和政治宪法学者倾向于将宪法视为基本政治法律原则，从而否认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47]现今学者的研究表明，法学与现代逻辑学的发展并不同步。刑法学的研究，如袁林：《以人为本与刑法解释范式的创新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进入专题： 法学研究 法律修辞 司法文明 。一直以来，也有不少法学家在求解此问题的答案，但却又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此，修辞学应该仅包括演讲风格与文体风格的研究。三、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学）传统：逻辑范式的主导、修辞范式的衰落 （一）逻辑范式主导的西方法律（学）传统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便认为，发现真理的基本工具是逻辑。[2]向渊而行：《法庭：何曾见滔滔雄辩》，载http：//xhw99.fyfz. cn/b/829780，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0月13日。

当然，修辞在法律中的合理价值也同样不能忽视。总之，有两种方法要素曾经支配西方法律传统：一种是逻辑，并且自近代以来，逻辑就牢牢主导着西方法律。两者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迥异的权力来源观、法律层级观和权利保障观，这些文化基因决定了基本法能否走向近现代宪法。

为此，他们在思想领域不断酝酿权力来自于人民托付的主权观念和民主应当在不同层级中得到表达的想法，认为法律的目的即在于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从国家基本法的角度看，这一问题需要解决的是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人民在国家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关于法律有层级之分的想法经过后世的不断沉淀与更新，在近现代形成了系统的法律位阶理论。2.基本法优位于非基本法 从法律层级方面说，产生基本法优位于非基本法的法律层级观至关重要。

这种等级礼仪秩序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为按照职业划分社会阶层，所谓士、农、工、商四民分业。这里面至少有三种情况。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利用了法律的工具主义价值来实现政党集权的目的，开启了民国立宪史上因人设法的先例，凸显了中国国家基本法中威权视法律为工具这一色彩，对此后的民国立宪史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各个部族选择了通过协商共同遵守一套规则以维系新的社会单位，确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形成了遵守规则治理的理念。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30]。其次，它既体现在皇权运行中的诏令系统里，又体现在中央和地方官署履行职责的具体依据中。

孙中山的学说理论及其制度实践，本质上表达的仍然是一元化权威主体的集权统治思想。其一，在全部法律之上是代表神意的自然法则的效力。当权威主体确定以后，为保障围绕其设立的整套国家权力体系的有效运作，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和维护人民的权利，需要设置相应的实施保障机制。中西基本法文化的不同取决于由血缘组织走向地缘组织的路径和过程的差异。

西方是权力分立和制衡的模式，中国是权力一统或权力一元主义的模式。他们认为，单从宪法的实质特性来说，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宪法，并且已久具成文宪法的形式[3]。

科特威尔认为法律文化的概念应当被指称为一种多元因素组成的社会复合体，意在强调文化的整合功能。一方面，西方学者将基本法的形成所遵循的民主程序说成是制定了社会契约，社会总契约之所以会产生根本法或基本法的效力，是因为它来自于社会总意或政治决断。

这也铸就了中国基本法的基础底蕴。[23]法的效力的层级划分至少有两层含义。总之，权威主体在形成的过程中，通过人民的代表来认同他们的代表力，而实际上权威的确定方式表现为战争胜负及其所反映的人心向背。另一方面，人们也不认为法律要分成若干部门，不认为部门法体系的顶端是具有根本法意义的宪法或基本法。正是这种契约联盟造就了公共权力，实现了地缘管辖，这也是恩格斯为国家的产生开列的两个最重要标志。芦部信喜认为，宪法的最高法规性观念[22]源于英国中世纪的法的优位思想。

这些规则被统称为法律并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可以凌驾其上。这是历史上关于政治正当性和权力合法性的德命解释系统在现实的映照。

良性违宪论者列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扩权和深圳经济特权放开土地租赁等例证，并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或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为判断是否良性的标准。人民之所以要服从一元化权威主体对自身权利的安排，最重要的依据就是一元化的权威主体，在王朝更替中把他们从陷入绝境的权利大减等状态中解救了出来，所谓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

权威主体的这种权力被认为是从开朝的战争中一次性获得的，因为宗法性在整体上不可分割，它事实上也不受法律的有效约束。[22][日]芦部信喜、高桥和之：《宪法》（第三版），林来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6]参见[美]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以社会利益的需求为基础和制度构建的原则为引导，西方学者们创造了关于自然法、法效力、基本人权，以及关于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诸多学说，有力推动和促进了基本法走向宪法的进程。前者如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后者如德国的宪法法院。[17]西塞罗认为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正确理性，是自然的最高理性，即根植于自然的、指挥应然行为并禁止相反行为的最高理性[18]。

基本法的后续发展状况，决定了它能否在特定文明圈中形成原生型的宪法。[19]按照施米特的说法，基本权利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

这在根本上是由其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合法性或合宪性审查就具有了程序正义的意义。

这可以说是最初的法律层级观。中国人用扩大的拟制宗法组织去代替可能建立的地缘组织，这样一来他们从自然的、直观的观察结论出发，就会认为谱系是从一个祖宗传下来的，万物也归属于这样一个祖宗，由他来掌控和把握。

（一）领导权产生过程中的德命印记 领导权的产生或称权威的来源在宪法领域表现为制宪权问题。一元化的权威主体主导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建构，中国宪法及其配属法律的实施现状和未来变迁，在根本上也是由这种基本法文化决定的。中国本土的权能分治理论重构了西方立宪主义的人民主权理论，以中式五权割裂了西式三权，从而使人民的主权所属和主权所在发生了分离。详见陈晓枫、柳正权：《中国法制史》（上），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49页。

所谓的民本学说，它们的价值关系主体其实是君，民本思想只是设定君不得肆意作为，但并不能得出可以由民本来决定君权这一结论，即民无治，立君以治之。到了近现代，当简单商品经济发展为的自由贸易和规模化的手工业工场时，不同的经济主体为了确保自己的经济利益，开始寻求广泛地参政议政，同时渴望实现法治。

因此，中国古代不是没有政权正当性的证明，只不过是用完成政权改造之前的那次革命来证明。[32]参见陈晓枫：《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6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因此，当人被划分为阶级的时候，其社会集团的利益属性置换了人的一般属性，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主张替代了基本权利的保障主张。因此，引起社会利益重大变迁的法律路径不是由契约妥协产生的，而是由最高决策权所配置的。